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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渣滓洞和白公馆特务的角度来看，他们所做的事情并非单纯的找死，反倒是一种极力求生的表现。现代人在网络时代习惯了大数据的全方位监控，很难想象在那个没有信息技术支撑的年代，庙堂权力的掌控力到底有多么脆弱无力。
在渣滓洞、白公馆执行残酷屠杀任务的特务们，早已背负沉重的血债。面对重庆即将解放的局势，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光头常（蒋光头）快要“洗碗”了？难道他们看不到自己的上司忙着烧毁重要文件，准备仓皇逃离？难道不清楚人民军队正步步紧逼，势不可挡？这一切他们当然都明白得很清楚。
展开剩余79%问题的关键在于——他们还有投降的资格吗？
举个例子，像傅作义、陈明仁、朱鼎卿这样的高级将领，能够在战场上起义，这才是拥有真正政治资本的投诚，往往以前所犯下的恶行都能一笔勾销。而你一个普通军官或者基层杂兵，如果过去曾犯下血债，甚至造成了家庭惨剧，后来那些受害者家属来索命，你又能依靠谁去求保全？
而且，1949年11月已然过了最适合投诚的时期。道理其实很简单：1945年，你的主子还统领着600万大军时佳禾资本，你为什么不选择投降？在平津、辽沈、淮海三大战役胶着期，你又为何仍选择顽抗？到了49年，你还穿着那套美式小翻领军装，早已被视作死硬的反抗者。
此时，长官的命令是否执行，和1956年政治清理时是否会被揪出来根本没有半点关系。
确实有少数中下层特务投诚后没有被追究，但大部分心里都打着鼓。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止军中投诚，极力进行妖魔化教育，手段非常残忍严厉，让这些特务不敢抱有丝毫侥幸心理。
仔细思考一下：级别低，没有资格“坐飞机”逃命，且过去作恶多端随时可能秋后算账，唯一的生路就只能是——彻底销声匿迹。
生活在如今这个大数据、摄像头遍布、互联网无孔不入的时代，大家自然会觉得销声匿迹几乎不可能。但在那个兵荒马乱、信息不畅的年代，逃避身份反而相对容易。为什么呢？
早在开始征兵抓壮丁时，国府的户籍管理系统就已经名存实亡。很多普通老百姓生了男孩后，怕孩子被征召，就偷偷藏起来，不愿登记造册。那时的民政管理非常粗糙，很多人口信息无法完全掌控，这无疑给了特务们“鱼跃大海”般的逃避机会。
只要他们离开原来熟悉的城市，前往偏远的山区或边远小镇，抛弃一切可能暴露身份的物品，就能以流民的身份隐匿下来，重新融入当地社会，以新的身份开始生活。
即使国府内部有些档案记录佳禾资本，只要换个名字换个身份，基本就能混过去。民国时期的身份证多是无照型的，老百姓凭空造个身份根本不难，证件“是谁的”就“是谁的”。
再加上当时交通不便，没有高铁动车，几十公里外的县城都几乎是村民终生难涉足的“异乡”。从重庆逃到成都，几乎就是远离故土的陌生人了。
因此，真正能威胁这些特务安全的，只有那些被他们长期残害的“见证人”们。换句话说，在旧势力交替的关头，尽可能消灭所有“见证人”，才是真正保命的生路。
事实上，1949年11月27日当天，这些特务们确实是这样做的：他们大肆屠杀，随后四散逃命，跑得越远越好。但其中许多人因之前被“同僚戴罪检举”暴露身份，很快就被抓捕归案。例如直接下令杀人的徐远举，就在逃到云南北部时被投诚的卢汉逮捕。
白公馆的最高负责人杨进兴则逃亡四川，直到六年后全国开展“3F5F”运动——大规模打击国民党残余势力时才最终被捕。
在逃亡岁月里，曾经的“大魔头”有的变成了附近村庄里最朴实的农民或渔夫，有的还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，被选为基层干部或者人民代表。
站在他们的角度看，这不过是一次简单的改朝换代，根本无法理解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。对他们来说，只要断绝与过去社会关系的联系，就能保住性命。
作为重庆人，有两点《红岩》故事要稍微普及一下：
一是被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，并不全是重罪犯人，很多普通百姓因连累也被拘押。博物馆里有一段文献记载，昔日沙区有两个中学生，暑假爬山时误入白公馆附近，结果被捕入狱，11月27日与其他犯人一同被杀。
现在，在上山的一个分叉路口，还矗立着当年的黄果树。往下走是下山，代表安全，往上走则是通往魔窟的险路，象征着万劫不复。
二是当年学校组织去看杨虎城纪念地，曾在松林坡休息，后来才发现自己坐的正是一块立碑，上面写着杨将军一家就是在这里被特务害死的。
小时候胆子小，看见碑文时真的被吓得泪眼婆娑。如今那里已经被修葺成一座小宅子，但每每回想起这段经历，仍然感慨深刻。
只要是土生土长的重庆学生，每年11月27日都会去渣滓洞、白公馆参观，亲身感受到国府特务的残忍无情，他们竟能对同胞痛下杀手，令人震惊。由此也难怪如今还有那么多“国粉”存在，真是令人费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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